外卖骑手的困境也涉及数字和算法时代的每个人

“你帮我个忙，你帮我说说轻仓操作，行不行？”

家门外不远有个公共卫生间，某一天我路过时，卫生间门口停着辆电瓶车。我听见公共卫生间的管理员、一位穿保洁工的灰制服的女士，正和刚下车的男人说着话。男人请她“帮忙”，帮他“说说”。

我觉得奇怪：是什么样的人，会有求于一位保洁工呢？

男人戴着蓝头盔，方脸的一半都被盔帽檐挡在下面。“我到你们这里来干，我只要一个交金的地方就可以。”他说，语气里有些焦急，有些泄气。管理员女士是个和善的人，平时总挂着笑意，也许是这一点，让男人觉得她是可以求一下的。女士问：“你们没有交金吗？”

“没有，我们哪有。”男人说，“我就想有个能交金的工作，老了以后能养自己。”

这是个外卖骑手。就这样，我第一次听一个外卖员讲他的生计问题。他说话凄惶的样子，和我印象里早年常见的农民工无异。人们总是用“外卖小哥”“骑手小哥”来称呼他们，听起来很亲切，而我的确也不时见到，那些在路边手脚麻利地堆箱、卸货、挨个扫码的人的头盔下露出一张显然很年轻的脸。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年轻，面目清秀，我才更多注意到他们，而不是那些尘土气息十足的脸——符合城市人的刻板印象的农民工的脸。

重庆解放碑附近的外卖骑手视觉中国图

得有人关注他们，但他们却是最难被关注到的。雇用他们的人不可能真正注意他们，训练他们的人仅仅是训练他们，督促和安抚他们，让他们稳定于风里来雨里去、抢单接单的岗位。而当他们习惯了过不被注意更谈不上被主动尊重的职业生活，他们甚至还躲避那些想要注意他们的人。当孙萍把外卖骑手的生态立为研究课题，并和她的团队启动田野考察时，她发现，“捕捉”骑手并不容易：

“每天奔跑在街头巷尾的骑手会让我产生一种数据唾手可得的乐观，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像池塘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极易受到惊吓。静止的时候你扑上去，他们会立马躲开或逃跑。”

小鱼的比喻太精确了，让我想到了公共厕所外的那位骑手，他的年纪和他脸上怯生生、犹犹豫豫、局促不安的样子相比，着实令人同情。孙萍接着说了一件事：团队里的一个学生看到一群正在玩手机的骑手，就跑上前问他愿不愿意接受采访，结果那人连连摆手，甚至吓得跌倒在地。学生固然是青涩，不知如何沟通，说话太正式了，但骑手的反应太真实：那是一种被长期管束、身体疲惫、缺少自我意识的人典型的惊怕。

我想起另一件事。路过一个砌墙翻修的施工现场，我觉得那墙面半干未干时的样子很奇特，便伸手拍了一张照，两名工人胆怯而疑虑地看着我，其中一个问：“你是他们派来监督我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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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劳动”一语，不管是西方学术作者的创造在先，还是本书作者孙萍的原创，都是一个精准有力、启人思考的概念。“过渡”，首先意味着这不是一个长久性的劳动，是临时的，是零工；但是，和邮递员，或是物流公司的物流工作人员，甚至正式注册的快递公司聘任的快递员相比，平台经济出现后的外卖骑手这一行，显然更加具有“过渡”色彩。物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需要一个“过程”，体现为卫星地图上的一根折线，而骑手的“存在感”被完全吞没在这根过程折线里。

更何况，外卖骑手都是同城送达、跑单送餐之类，距离最短可能还不到1公里，要的就是一个“快”字，他们的劳动特别容易被忽略不计，正如地图上没有任何可欣赏的风景，只有道路和非道路。

孙萍说到的一点更加有趣，那就是，骑手们也都自然地视自己的工作为“过渡”性的。很多骑手，从外地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当说起自己跑外卖的抉择时，都说是“过渡一下”，把它当做熟悉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节奏，进而徐图安顿下来的中间状态；“过渡”的另一个涵义是在曾经的工作（身份）干不下去后，在下一份“正式”职业（身份）到来之前做个常常是无可奈何的衔接，它不能像正式工作一样，让人产生真正的身份感：

“他们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但也有不少是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五花八门’的人，包括有着辉煌创业史的商人、创业失败的青年、体验生活的大姐、想赚外快的宝妈、为儿子攒钱买房的中年大叔等。”

田野考察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在于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还在于考察行为本身。和考察对象打交道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机运的过程，要让对方信任你，一点点打开自己的生活，邀请你进入，而难度在于，这个“对方”常常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分子。孙萍告诉我们，外卖骑手对自己的称谓都是“我们这些人”“像我们这样的人”，话里话外都是看轻自己的，对于找上门来的田野考察学人，天元证券，天元证券配资，香港天元证券公司他们会给出这样的反应：“为什么要关注我？”“有谁会关心我们这样的人？”

对自身的轻视是难以避免的。这本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写到骑手进入写字楼会遇到的障碍。写字楼的保安都是以貌取人的，会拦下穿外卖员制服的送餐骑手，骑手送餐心急，就会与保安发生冲突。荒谬的是，骑手只要脱下制服，就可以进入楼里，保安即便认出他们，也不会阻拦，问起来，保安会说，他们是奉“规定”之命拦下穿骑手制服的人。但对骑手而言，他们很容易就会觉得，社会上的种种规则、设立的禁区，都是针对自己的，不仅执行这些规则的人可以管束他们，而且普通市民也可以据此轻视、嫌弃、指责他们。

越是“社会底层”越是被怀疑和约束，而越是受到公开的怀疑和约束，他们就越是把自己体认为“社会底层”。这样的恶性循环无处不在，以至于一般人很难反思其中的不公平。我不知见到过多少小区门口的告示牌，其中把外卖、快递员列为“与业主无关”的人，不能从正门进入，待遇比拾荒者好不了多少。这就像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一本书中写到的法国的一家大型超市，其中廉价商品的区域会特地挂上语气严厉的盗窃警告牌，因为廉价区域被默认为是行为不端的“底层人口”乐于打主意的地方。

谈论结构性歧视和不公平，看起来并不难，难度在于更加细微的识别。作者讲到，要分析骑手，特别是以送餐为主的外卖员的身份感的低下，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写字楼的一条规则、保安的一个冷脸、过路人的一个嫌恶表情的关注上，而要看到，骑手和传统的农民工为主的职业不同，他们是处在一个数字化的环境里。“外卖骑手和商家、订餐人的关系是数字化的”，平台经济的兴起，带来了“短暂性关系的生产和消费”。孙萍用“陌生的相逢”一语来描述骑手行业和城市人群的关系，在系统安排之下，骑手去完成一个个任务，与之发生关系的人，和他们连“一面之缘”都谈不上。需要他们的人，仅仅通过手机屏幕里的一个骑车人的符号来认知他们。

数字化是大背景，“算法”的统治是这个时代城市管理中最大的变化，仅从这一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全面覆盖、毫无出路的尊严困局：骑手被黏在平台上，困在系统中，又隔绝于城市生活之外——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无暇脱下制服，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去购物、去消遣，而是说，以这一职业为缩影，我们能够看到，那种有温情、有信任的目光和感受力，在城市生活中逐渐溃退。每个人都分享到一部分骑手的感觉，因为每个人都通过手机里的图像、符号来感受其他人、感受城市。相逢始终发生，但陌生在加剧。

我始终是从一个小切口来谈这本书：《过渡劳动》，它写得十分用心，第一章“组织化与灵活性”，第二章“算法与系统”，第四章“区隔劳动”，行文的“专业度”都和骑手的个人体验交融在一起。书中一半的篇幅谈的是平台如何控制、摆布、分化，总之是更高效地剥削骑手，而这么做的目的，是一再地完善用户体验，让用户成为平台的忠实使用者。但作者讲到，她在做此项田野调查，进而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极力避免把骑手苦情化：她不希望这项研究只能满足读者对当今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同情性的好奇，她希望的是，揭示当今所有人在数字经济下感受到的巨变，丰富此间每个人对时代的认识、体验和反思。

第四章“区隔劳动”中，有一节写到2020年武汉的骑手们的经验。那时，外卖骑手被媒体列为“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跑单，给困守家中的人送去各种物品。作者访问了一位骑手，他是因为回不去老家，才只能在外跑单的，他没有按媒体的逻辑来理解自己，“从他个人的视角来说，虽然他们是‘英雄’，但是……劳动体验也加深了他们对于自己是‘底层人群’的认同感”。“我们就是‘底下干快递的’”，冒着被感染、被隔离的风险也得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确证自己作为服务人员，与被服务者之间有着阶层差异；而当一个个小区门口贴着各楼栋号码牌的架子被逐渐撤除，这些“英雄”依然无声无息地待在局外。